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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服志》:中国女性的冠服制度,是封建等级的外衣邢菲身穿绿色抹胸高开叉长裙,一双美腿若隐若现,撩人心弦(舆服怎么读)](https://www.mcw3.com/wp-content/themes/justnews6.0.5/themer/assets/images/lazy.png)
在世界各地任何朝代中,都有统治与被统治,其中大多数民众都存在于底部。在中国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政治措施其中就有衣冠制度,使百姓的服饰由随意性而进入规范化,进入礼制化。汉代古籍《舆服志》(亦称《车服志》《仪卫志》或《礼仪志》),是我国纪传体官修史书“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之一,此书就主要体现了礼制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帝王将相仪仗服饰的史书,具有浓厚的中国封建主义特色。
它在古代常常被认作是普通百姓从中学习模仿上层人物服装的风向标,以及对着装者性别角色规范的标准。除了帝王百官,《舆服志》中也记述有后妃命妇的冠服制度。古代女性由于社会地位的关系, 在服饰制度上需从属于男性服饰制度,所以自古以来冠服制度的研究就以男性为主。然而时过境迁,我们如今可以从《舆服志》中了解中国女性冠服制度的变迁。
一、女性冠服在整个冠服制度中的位置转变
史书中关于《舆服》的介绍从《后汉书》到《旧唐书》时期还是有性别顺序,也就是所谓的先记载男性冠服,后记载女性冠服,先陈述各阶层男性的冠服,再陈述女性冠服。并且将女性冠服制度以一个专有名词“夫人服”位于目录最末一段进行记述,依次描述了天子、皇太子、侍臣、皇后、皇太子妃和内外命妇的冠服。
从《新唐书》开始,冠服制度中男女冠服的陈述顺序有了改变,开始有了夫妇对应的意识。也就是说在一段婚姻中,比如天子皇后就是成对的记载陈述,然后再依次按照阶级顺序记载下来。从《明史·舆服》开始,这种男女夫妻对应的记载顺序已固定,而且结构非常清晰,例如《舆服二》中的记载:“皇帝冕服、后妃冠服、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这是一个转折点,女性冠服在整个冠服制度记载顺序中由“重男末女”到“男女夫妻对应”,这种转变在我看来不能说是由于人的思想开放从而有了“男女平等”意识。
首先记载的段落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较大。而女性冠服制度的叙述始终是一个“由人及服” 的模式,女子为男子的从属身份。史官一般舆服是按照横、纵两个方向设立,即“场合分等”到“级别分等”,所以我推断这是一种女性地位从“数序等差”到“夫妇齐体”的转变,将女子和男子的结合视为一种整体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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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冠服中细节标志的构成和对分等元素的介绍
古时的服饰制度文化中,统治者一般会设置一处或几处细节来体现同种职业的人地位品位或阶级的差异。比较典型的是唐朝官员佩戴的鲤鱼袋和清朝官员官帽后的孔雀翎,由金鱼袋或银鱼袋或三眼、双眼、单眼来区分官职品位的大小。这种特地制造人群身份等级的差异,很多学者将之称为分等元素。这些元素往往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并且构成有规律可循,往往会有数序的排列。这些在历届的皇妃冠服制度中也有所体现:
1.汉晋:服色和印、佩、绶
汉晋时期对于女性冠服制度除了服色的不同以外就集中在印、佩、绶上,比如印的材质、玉佩的品种和绶带的颜色等等。这一点在《晋书 · 舆服》中有详细记载:“三夫人金章紫绶,佩于阗玉;九嫔银印青绶,佩采瓄玉;郡公侯县公侯太夫人银印青绶,佩水苍玉。”
可以说春秋中后期开始,随着男性生产力的提高,女性的地位已经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此时女性冠服的改变特征,标志着当时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完善和社会性别的分工明确,这是社会进步历史的一大标志。
2.南北朝唐宋:钿、钗和翟章
到了南北朝和唐宋年间,新的分等元素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即以宝钿和花钗的多少分等级。《晋书》载,后妃命妇助蚕服,三夫人太平髻,七?蔽髻,九嫔及公主、夫人五?,世妇三?。
唐朝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唐朝百姓无论男女,个性都处于一种相对来说自由和开放的开明环境下。女性更是从封建礼教的阴影中找回自我,去表现自己的个性,解放自己身心,全社会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唐朝女性的冠服制度自然充满了开拓精神。
3.明朝:翟凤冠和禽鸟纹
在唐宋的基础上,明代的分等标志发生转变。北宋后妃冠添加龙、凤或翚的变化对明代产生重要影响。宋代命妇的礼服冠称为花钗冠,龙凤花钗冠为皇后、皇太后所特有,象征后妃身份的尊贵。
翟章的功能在明代也发生了转换。因明代官员不服冕服,以梁冠、绛衣为朝服,命妇服用翟衣则与之不相称,故改其朝服为山松特髻、大袖衣与霞帔等。翟章被霞帔、褙子上的各类禽鸟纹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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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从上文分等元素的组成来看,汉晋南朝的女性冠服制度已经体现了场合分等和级别分等的意识,但还比较粗略缺少规律和女性的自我意识前卫意识。为什么北魏这一情况出现了转变?是因为北魏开启了女性冠服和品秩分等对应的规则,魏立九品之制,为品级之始。自此之后女性冠服制度同品位制度结合起来,这种分等元素就产生了规律。
另一个变化趋势是女性冠服制度中 “夫妇齐体”的观念愈发明显,这体现在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衣色随夫旨令的颁布。明初,品官命妇的礼服自一品至五品用紫,六品、七品用绯。其大带如衣色。并且和男子一样,也用腰带质地来分等级。二是翟衣制度的取消。
帝王百官不用冕服,后妃命服亦不服翟衣。三是命妇礼服和常服用禽鸟纹区分等级。这种分等标志在前朝女性的冠服制度中并未出现。明代此举,可能是受到男子补服分等标志之启发,将各类禽鸟纹用于命妇冠服中来对应等级。这便是我国古代女性冠服制度的变迁历史,这其中充满了历史本身的波澜起伏、曲曲折折以及身处其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变化。
参考文献:
《从《舆服志》看中国古代女性冠服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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