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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位少年,16岁时失去了双手,眼睛几近失明,然而他没有向命运低头,他用肘夹笔写字,历经磨难,先后考上大学、硕士、博士。他就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无手博士赵行良。正当生命的阳光向他招手时,医院又给他下了一张病危通知书,他患了肝癌……
这一次,屡遭不幸的无手博士还能够坚强地挺过生命的关坎吗?
无手的孩子发愤考上了大学
1963年,赵行良出生于湖南省新宁县的一个乡村。1979年10月的一天,赵行良放学后和同村的两个孩子炸鱼,不小心炸断了双手,眼也近乎失明,赵行良的父母哭成了泪人。两个月后,赵行良的伤口愈合了。父亲问他:“行良,你长大后干什么呢?”赵行良望了望自己光秃秃的手臂坚毅地说:“我要读书!”
没有了手,赵行良的生活根本不能自理。如何才能让儿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学习呢?父亲发了愁,他先叫儿子学端水。赵行良便用两只手臂夹着杯子在房里走来走去。开始,杯子总夹不住,搪瓷杯一次次摔掉在地上,练得多了,就慢慢夹得稳了。接着他又学着穿衣,吃饭,生活渐渐能自理了。
要读书,必须先写字。赵行良重新练习写字了。赵行良想过很多办法拿笔,用口,不好使劲;两只肘端夹住,不行;用脚,脚趾夹不住……这时一位长辈告诉他:“你用肘关节夹着笔试一试。”赵行良依言用肘关节夹笔写字,刚开始时,笔夹不住,总是掉,一次,二次……他不轻易言退,笔掉了,捡起来;再掉,再捡。娇嫩的肘关节皮肤被笔磨破了,血渗了出来,火辣辣地痛,他仍然接着写,血渐渐染红了笔……终于,几个月后,他写字的速度与一般孩子差不多了,而且字迹相当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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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行良在家休息了一个学期后,又上学去了。为了赶上别的同学,他的学习比以前更认真。
初中毕业时,赵行良的中考成绩远远超过了重点高中录取线,但临近开学,他仍然没有接到通知书。眼见别人高高兴兴地上学了,赵行良心中很痛苦。母亲见了,跑到学校,找到校长和教导主任,哭诉了赵行良的情况,校长听完后,立即拍板:叫孩子到这里来上学。赵行良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成绩始终出类拔萃。1984年,读高二的他提出参加高考,他的成绩超过当年的本科录取线10分。然而他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
第二年正式高考,赵行良又过了大学录取线,但仍没有一个学校愿意录取他。后来邵阳师范专科学校得知赵行良的情况后,决定给他一个机会,校方通知赵行良到邵阳师专面试。赵行良在蒋校长和老师面前重现着一个无手少年的生活:穿衣、吃饭,写字……老师们都暗暗称奇,并为他的毅力所感动,立即拍板录取他。
他多么珍惜这次机会啊。赵行良的成绩依然在年级名列前茅,而且他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本想考研究生,继续深造,无奈当时明文规定不准许大专生报考,他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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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他先后考上了硕士、博士
1988年,赵行良大专毕业了,毕业分配成了一道难题摆在他面前。以前联系好的一个行政单位变卦了,尽管他们摆出了诸多理由,但赵行良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手。
赵行良的档案在邵阳地区、新宁县的几所学校转来转去,可没有一所学校接收他。他的母校巡田乡中学的领导知道后,托人问他是否愿意回家乡教书。只要有地方能施展自己的才干,赵行良就很满足了,他回到了阔别6年的母校。
因为当时学校缺英语教师,且赵行良的英语特别好,学校安排他上英语课。鉴于他特殊的身体状况,校方特许他可以不板书。
上英语课不板书,这怎么行呢?赵行良不想误人子弟,于是他决定再学写粉笔字。
晚上,教室里空无一人时,赵行良就和新婚的妻子刘兰英一起练粉笔字了。赵行良的个头实在太矮了,刚开始,肘端根本夹不住粉笔,老是掉,刘兰英便一次次地帮着捡,好不容易夹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粉笔太脆了,用力猛了,粉笔吱的一声断了,用力太轻,字看不清。赵行良一边练一边琢磨,一晚上下来两只肘端被粉笔磨得开了裂,出血了。刘兰英捧着他的肘,禁不住泪湿双眼,赵行良却满不在乎地说:“明天再接着练!”
一周以后,赵行良的肘端早已是血肉模糊,但他的粉笔字却写得轻松随意了。一年后,赵行良的漂亮板书在当地已颇有知名度。当然,他的教学成绩更让人叹服,在连续三年统考中,他所带的班级均名列全学区同类教学班的第二名。
赵行良成了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但他并没有满足,他认为自己还有潜力可挖,还可以做得更好。于是他准备考研究生。
1992年,他考取了华中师大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学校考虑到赵行良的特殊情况,特批他的妻子伴读。刘兰英便带着3岁的女儿来武汉了,一家三口靠赵行良每月108元的工资艰难度日,好在师母给刘兰英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临时工,每月能挣二三百元,厂里还分给她一间小房子。生活便安顿下来了。
1995年上半年,赵行良的硕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了。他面临着分配。3年学习生涯中时时担心的事发生了:他向十几家单位寄出自己的求职资料后,都石沉大海。不甘心的他借钱跑到深圳某单位联系工作,也被对方婉拒了。
正当他感到茫然时,有朋友告诉他湖南湘潭师范学院正到处网罗人才,不妨去试一试。
赵行良便来到了湘潭师院政治系找到院长。院长看过材料,感到很满意,但是一个没有双手的人能胜任高校教师的工作吗?他望着赵行良,亲切地问:“你能板书吗?”
赵行良用肘关节夹着桌上的一支毛笔,端端正正地在一张纸上写下八个大字“渴求理解,志在奉献”,字体飘逸潇洒。院长感到非常吃惊,爱才的他当即决定接收赵行良。
就这样,赵行良在湘潭师院政治系当了一名青年教师,不久,他的妻子也被调进了院图书馆工作。
生活在美丽宁静的校园里,赵行良内心却没有停止追求。他在辛勤地教书育人之余,总在问自己:我是否还有潜力可挖?我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他渴望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他决定继续求学,读博士。经过一个学期的思考,他决定转向中国佛学研究。在与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赖永海先生联系后,他决定报考赖先生的博士生,专攻佛学。
当时已是1996年7月,赵行良必须在半年时间内把个佛学研究生3年的课程啃完,还得看大量的学术论文。他开始挑战自我了,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锻炼半小时后就投入了一天紧张的学习中。因为长时间伏案看书,他的背部经常疼痛,最后他不得不将“阵地”从桌前转移到床上,躺在床上看书。因为用眼过度,他的视力下降了。他不理会这些。功夫不负有心人。1997年2月,他终于考取了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生,但他的所有关系仍在湘潭师院。
他正在完成博士论文时,死亡来临进了博士门,却一点也不能松懈。在南京大学,赵行良总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南大有一条规定,博士生在3年内必须发表论文3篇,其中1篇要发表在本学科一流的刊物上,不然便拿不到学位。每一年都有拿不到学位的博士生。赵行良想,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得更好。
他读书更勤奋了,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读书、念经。《大正藏》是一本十分难读的经书,他以前从未涉猎,现在他硬逼着自己啃这块“硬骨头”。每天晚上他喃喃低语,有时一读就是一个通宵。
周末的南大活动丰富多彩,赵行良却从未有过周末的概念。在他看来,每天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上课与不上课的区别。他的生活简单到了极至,每天是寝室一食堂–教室三点一线。
一年后,赵行良对于佛学有了整体的把握,便开始撰写论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努力,终于有20多篇论文在国内一些知名刊物上发表了。
1998年10月,一向身强力壮的赵行良感到身体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不能吃鱼,一吃就拉肚子;脑子也不如以前好使,很多东西看了几遍还记不住;有一次还出现了便血………他打电话告诉刘兰英,刘兰英劝他去医院看看病,他笑着说:“年轻人会有什么病呢?全然没当一回事。
11月,赵行良回到湘潭,着手写毕业论文。他拉肚子的现象俞来愈明显,但他从未想到去看病,只是叫刘兰英帮他买点消炎药。他没有想到病魔会向他袭来。
他一门心思钻进毕业论文里,为了提高写作速度,特意请同事帮忙买了一台电脑,兴致勃勃地对妻子说:“鸟枪换炮,可以大干一场了!”
1998年12月11日,湘潭师院对全校教职员工作一年一次的例行体检。中午,刘兰英下班回家,老远就看见赵行良站在自家阳台上。她高声问:“检查结果怎么样?”赵行良笑着说:“我有肝癌呢。”刘兰英以为他开玩笑,进门后又一次问他,他说:“医生要我明天再去湘潭市中心医院检查一次。我会有什么病呢?”赵行良甚至不想再去做检查了,但刘兰英劝他还是去检查。
第二天是星期六,刘兰英陪赵行良去湘潭中心医院检查。先是做B超,接着医生建议他去做CT扫描。报告出来了,是肝癌。
赵行良看完报告,一言不发。良久,他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无言。他又问:“能活一年吗?我还要写毕业论文!”学校领导得知赵行良患肝癌的消息后,马上决定送他去湖南省肿瘤医院复查。
12月14日,复查结果出来了,他患了弥散性肝癌,已转移至肺部。医生悄悄地告诉刘兰英和陪同的同事:赵行良最多只能活三四个月。
赵行良在肿瘤医院开始了与癌症的搏击。两天后,他接受了化疗,这半个小时的化疗让他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甚至半年内品尝到了极端的痛苦。他的反应特别大,呕吐很厉害,浑身无力;不久他的头发掉光了;半个月后,又出现便血。赵行良明显地瘦了,瘦得与以前判若两人。
有一天晚上,赵行良发高烧,感觉胸口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痛苦不堪,他在床上翻来滚去,汗如雨下。刘兰英在一旁问他什么,他只能摇摇头,或者点点头,痛得说不出话来。刘兰英吓得泪流满面,赶紧去喊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一支止痛针,他才昏昏地睡去了。
第二天,赵行良的情形稍稍好转了一点,刘兰英与他说起昨晚的事情,心疼不已。赵行良反而安慰她说:“放心,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回去写论文!”
每天刘兰英都会为丈夫准备各种营养品、水果,赵行良都会“逼”着自己吃下去,虽然有时吃下去就吐出来,但他吐了又吃,他知道只有多吃,才有力气与病魔搏斗。
赵行良顽强地与死神拼搏,化疗后的痛苦,他默默地承受着。再难受,他也咬紧牙关挺住,冷汗一次次地湿透了他的病号服。刘兰英看他那副受煎熬的样子,忍不住说:“你痛,就叫出声来吧。”赵行良摇摇头。刘兰英知道,丈夫是怕自己难过,宁可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
赵行良曾经对医生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告诉我吧,我受得住。你不要告诉我妻子,她吃的苦太多了。
他在跟死神赛跑,痛苦并快乐着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医院里都会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每每这个时候都是刘兰英最难受的时候,她总会怔怔地望着丈夫,然后几乎是神经质似地抓紧他的手,似乎这一抓,就能把丈夫牢牢地抓在身边。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赵行良远离了他那醉人的书斋生活,虽然每次有同事来看他,他都会叫他们给他带一些书来,但这种环境太不适宜读书了。他也不愿意等待死神的降临。他要回家调理自己,让有限的生命充分地燃烧,他要回家继续写他的论文。他要求出院,医生说:“你病还没治好,哪里都不准去!”赵行良说:“反正这病现在还没有攻克,我回家自己攻克吧!”
1999年3月16日,赵行良悄悄叫刘兰英办好出院手续,没有通知校方,就回到了湘潭的家中。望着家中堆积如山的书和尚未完成的论文书稿,他感到异常亲切,这才是他的精神家园啊。
在癌症病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健康是1,其他都是1后的0,有了1,后面的0才有意义。”赵行良深知这话的意义。于是从不知爱惜身体的他像做学问一样呵护自己的生命。在专家的指导下,他每天服中药,并进行锻炼。每天凌晨4点,他就起床了,到学校的花园中锻炼。一练就是四五个小时,一天要练二三次。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有一回,正练着时,天下起了雨,正沉浸于锻炼中的他,一点也没感觉到雨丝湿润了他的头发。雨越下越大,待他发现时,他已被淋成了落汤鸡。夏天他坚持顶着骄阳在花园中锻炼,一个夏天下来,手上晒得脱了皮。辛勤锻炼的结果使他体质增强了,再也不像发病期间那样经常感冒了,头晕的毛病也没有了。
1999年7月,他去湖南肿瘤医院复查,给他治病的医生一看见他,就非常惊讶地说:“你还在这里?”赵行良笑道:“你以为我死了,我才不会死呢!”
这一次复查出现了奇迹,他不仅打破了医生说他只能活三四个月的预言,而且身上的癌肿瘤也神奇般地缩小了。
身体有了起色,赵行良就开始把精力投在毕业论文上。1999年9月,在妻子的陪同下,赵行良赶到南京大学收集资料。导师对他说:“你现在不但要写完论文,而且还要写好,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学校的荣誉。”赵行良听了,深受鼓舞。他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里紧张地查阅着资料,他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生命的质量。
1999年10月2日,是赵行良受伤致残20周年。刘兰英陪赵行良到南京新华书店买书,赵行良买了一本新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他曾经读过无数遍,曾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对妻子说:“我要把这本书留给女儿,让她知道她的父亲那一代人的精神源泉所在。”
12月,赵行良搜集了大量资料,回到湘潭,重新开始写毕业论文。为了加快论文写作速度,他又给自己加压了,学习使用电脑。
刘兰英心疼他,不让他学,说论文由他口述,她来打字。赵行良不肯,他不准妻子给他帮忙,他一定要亲手完成论文。
他借了两本电脑书自学,因为只有右手肘端上有个小肉球能敲击键盘,他便侧着右手肘端在键盘上敲打,灵活地移动鼠标。几天后,他学会了双拼汉字录入法。开始时,一天只能打几十个字,他不泄气,继续练。到一天能打几百个字时,他仍不满足,到后来,他终于能打几千字了。
因为长期用一只手打字,他右手手臂劳累过度,每次从书房出来,他都会使劲甩甩右手。长时间坐着,也使赵行良的腰肌处于疲劳状态,有时候他一弯腰就很难再直起来,一种钻心的痛折磨着他。
有一天,他正写论文时,忽然感到头一阵阵撕裂般地疼痛,腰也有一种胀痛频频袭来,他痛得伏在桌上,半天没有动静。刘兰英跑进去,看见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上滚落下来,就说:“你不要写了吧,到医院看病去!”赵行良无力地摇摇头:“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论文还是要写的。”半个小时后,待疼痛轻一点,他又噼里啪啦打起论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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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时间的宝贵,除了锻炼身体,他几乎整天坐在电脑前。为此,他谢绝了一切朋友的来访。尽管他知道在电脑前花费的时间太多会有损健康,但他仍舍不得缩短每天写论文的时间。
当好心的同事劝他不要这么玩命时,他总会正色道:“写完论文是我最大的心愿!”
赵行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一个人无论站着或坐着,总要留下一点影子!”赵行良最喜欢听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这曲子中他感受到了自己命运的跌宕起伏,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力;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痛并快乐着。他认为这是他生命形态的真实写照。
通过手术和药物治疗,在加上赵行良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往后那些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一直坚强的活着,努力的、认真的、优秀的完成了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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